村之书

        这几天，时间已经让汶川从我的生活中逐渐离去。这时突然在网络上遇见至少十年没有联系的堂兄，他是家乡一所小学的校长，看了他的博客，才知道他所在的学校也在5•12地震中受灾。幸运的是，由于远离震中，撤离及时，学校校舍部分损毁，师生无一伤亡。在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劫难之后，看着临时帐篷里复学的学生，我的堂兄乐呵呵地笑了，他说自己是一个“幸福的灾民”。 

        看着他关于地震的日志，本已远去的汶川又回来了，而且感觉比以前离自己更近。灾难是有距离的，不是物理距离，而是心理距离。 

        虽然我是四川人，身边有很多四川的亲戚朋友，但他们没有一个身处这次汶川地震的重灾区。如果有，哪怕只有一个，我敢说，汶川地震离我的距离会比现在更近；如果是较为亲近的人，距离又会继续拉近…… 。

        5月2日缅甸发生了风灾，死亡人数到目前为止估计有12万以上，这个紧邻我国云南省的国家遭遇如此巨大的灾难，请问有几个中国人为他们受难的人民落泪？当我们的网民骂韩国人对四川地震冷漠之时，当他们抱怨美国的捐助太少时，也许根本没有想过缅甸风灾在自己心中的距离。
 
        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骚乱，从得知消息那一刻起我就比较紧张、激动，不是因为爱国之心蠢蠢欲动，也不是因为我有亲朋在拉萨，而是因为我身处新疆这个和西藏有着类似情况的地方。那时我感觉灾难离我们很近，尽管岁月静好，生活安稳。 

        3月26日，新疆吐鲁番发生烟花爆炸事件。我们初听到这个消息时还淡淡地笑了一下，因为听说是警察在戈壁滩上集中销毁烟花，他们请了大量当地媒体，原本是要做一场“秀”，没想到烟花提前爆炸了。不久，一个在吐鲁番电台实习的学生发来短信，他说自己已经在大街上逛了一整天，心理充满恐惧，因为烟花爆炸炸死了一个他的同事，原本这次采访是他的任务，结果临近出发时作了调换。“他是替我去死的，现在连尸体的碎片都找不到。”这个学生悲痛不已。我们此时明显感觉到了这场灾难的严重性，因为通过这个非常熟悉的学生，它一下离我们近了许多。 

        又过了两天，一个参加工作才半年的女同事忧郁地告诉我们，她马上要到吐鲁番参加一个同学的葬礼。这个同学是她的室友，为了和男友在一起，她毕业后去了吐鲁番电视台，结果在这次销毁烟花的采访中不幸遇难。到此时，我们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于初听消息时那般洒脱，因为这场灾难已经辗转来到我们身边，变得清晰具体起来，这不再是陌生人的灾难，它离我们很近了。 

        今年也许可以算作中国的灾难教育年，这个教育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深深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堂兄的临时帐篷小学，是在好心人的援助下建起来的。
       详情参看堂兄的博文《灾民的幸福生活》，以及描述地震发生时这所学校情况的文章《孩子，请抓紧老师的手》，还有一篇我非常喜欢的描述灾后重建的散文诗《五月，生命的涅槃》。

        最后向所有在灾难来临时忘我地保护学生的老师们致敬！

****附录****
        写完这篇文章后，看到一篇清华大学外籍教师贝淡宁（Daniel A. Bell ）的文章《中国课堂上的分歧》（China’s Class Divide ），他谈到了和我一致的主题，在此贴出来以供参考。

        这个丹尼尔·A·贝尔是研究社群主义的专家，属于政治哲学领域，1964年出生，单从名字和专业上，我们很容易把他与出生于1919年的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搞混，后者的名著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意识形态的终结》……。我正是在解决他们名字的混淆过程中了解了贝淡宁，这篇介绍他的文章很有趣——《老外在清华教政治》。

                                                        中国课堂上的分歧
                                                                 Daniel A. Bell

　　四川地震是一场大悲剧，但它可能有助于驱散一种广为流传的荒诞说法：中国新一代学生是物质主义的、自私的。
　　自2004年以来，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要为社会出力的冲动力。因此当我听到数百清华学子在灾难发生后，于红十字血站通宵排队捐血和捐赠物资，我毫不惊讶。还有人到了千里之外的地震区，去分发援助。
　　如今我希望事件可以驱散另一种错误的印象：年轻的中国人是仇外的民族主义者，不辨好坏地为自己的国家欢呼。
　　清华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政治倾向保守。我的多数同事和很多学生都是共产党员。
　　然而那里的气氛一点也不保守。最受欢迎的讲师往往是那些公开批评当代中国的讲师。在班上，学生的问题常常很尖锐，我只得引入一些“亲政府”的观点平衡一下。
　　在四川发生地震几天后，我准备讲授罗尔斯（John Rawls）的公平论。当时，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很庞大，国家情绪变得阴沉。在课堂之前，四名学生到我的办公室，质疑我授课的“抽象”理论的相关性，要求我使用更加具体的例子。因此我努力思考可以抓住学生的例子。
　　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我自以为好的例子。根据罗尔斯的理论，国家应该首先考虑境遇最差的社会（community）成员。但“社会”的实质是什么呢？国家的义务是否应扩大到边界之外？例如，缅甸的飓风死亡人数比中国地震死亡人数还多。中国是否应该帮助缅甸飓风受害者，哪怕这意味着减少对中国救援任务的援助？ 
　　当我完成讲课后，学生们出人意料的沉默，甚至令我感到某种程度的敌意。最后，一名学生表示，中国政府当然应该首先帮助中国人。我问为什么。另一个学生回答道，这是很显然的，受难的是中国人。我问但为什么，为什么呢。我有点不耐烦了。给我一些理由。
　　一些学生发言了。没有全球机构会根据罗尔斯的公平理论来分发援助。中国民众向国家纳税，因此国家对他们有特别的义务。即使国家想帮助缅甸民众，它也不可能为此做很多事情。
　　我回答说缅甸政府是真正混帐，妨碍援助抵达民众手中，而且中国政府可以对它发挥一些影响力。一位学生表示这种自由主义理论可能不适合中国。我想回答说儒家理论也可以论证有理由帮助受压迫的外国人，但这时下课铃声响起。在过去，一向礼貌的学生会在离开之前鼓掌表示感谢。但这次没有掌声。
　　我回家的时候意识到自己走过一个敏感领域。中国电视满是死亡和灾难的画面，士兵在泥泞中跋涉帮助灾民的画面。每一次谈话首先谈的就是对灾民的关心。我向这个班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为这个“错误（wrong-headed）”的例子道歉，并补充说“清华学生为支持地震灾民所做的事情非常令人敬佩，我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在两场悲剧之间作出选择。”
　　关心更邻近的民众是很自然的事情，特别是在灾难时期。我想我喜欢中国人，但我对他们的观点仍然不够敏感。
　　或者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想象一下，在刚发生“911”袭击后，纽约一位教授要学生辩论是把捐赠的钱物用来救助袭击遇难者的亲属，还是救助海外的战争受害者。他可能被哄出教室。但一年后，这就可能成为讨论的话题了。我想，问题在于一年之后我的学生和我是不是就可以讨论中国的全球责任了。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http://www.nytimes.com/2008/05/21/opinion/21bell.html?ref=opinion